主辦活動：「文化資產與都市更新：一個以文資為指引的開發策略」講座影片

本場講座與談中，榮芳杰老師從其長期投入文化資產教育與實務工作的經驗出發，回應主講人董昱老師的分享，提出對文化資產保存的幾點深刻觀察與制度反思。他強調，保存工作不應僅侷限於硬體修復與專業語言，而應回歸「為何保存」的根本問題，透過公共參與與價值對話，讓文化資產成為社會共享的資源。他呼籲，制度與預算的運作應重視文化內容與使用，而非淪為形式性的保存行動。

榮老師比較英國與台灣的制度差異，指出英國多數文化資產為私人所有，因此政策更需回應民間需求，並設有完善的在地審議與實質控管機制；而台灣多以公部門主導，產權人立場與權益常遭忽略。他也批評台灣專家審議制度缺乏責任機制與系統性培養，導致決策標準浮動、實務推動困難。

他特別提及英國的「pre-app」制度，即在開發案提出前，主管機關即明確提出文化保存條件，利於業主理解與協商，有效避免爭議與誤解。相比之下，台灣則常見保存與開發對立，決策斷裂於前後流程。他以新竹歷史街區為例，批評容積移轉與曖昧法令導致高樓入侵舊城區，破壞歷史風貌，顯示制度設計與執行間的落差。

在保存與開發之間的拉鋸中，榮老師主張應強化文化資產專業意見的決策力，倡議推動「Heritage-led benefits」模式，即以文資為核心前提，與開發方對等協商，追求雙贏。他呼籲，台灣可借鏡英國經驗，改革制度與提升治理能力，使文化資產真正成為城市發展的一環。

主講人董昱老師則從英國制度出發，補充文化資產保存得以落實的社會背景。他指出，英國的文化保存不僅仰賴制度，更與生活節奏與公民文化息息相關。例如，公務體系與教育制度鼓勵家庭參與文化活動，形成穩定的文化旅遊與教育市場，也讓文化場域能迅速活化並創造社會與經濟效益。

他進一步強調文化資產作為「地方營造」（placemaking）的功能，不僅保存空間，更建構在地認同與歷史連結。英國的「風險與機會評估」制度，即是從問題中發掘潛力與可轉化的資源，讓文化保存轉化為實質利益。他坦言，即使英國制度較成熟，地方之間標準仍不一致，但藉由教育與制度累積，整體品質仍能逐步提升。

針對台灣現況，董老師指出，文化資產長期依賴政府支持，導致整體社會及一般民眾缺乏主動參與及承擔，形成「文資媽寶」現象，強調未來應培養文化治理人才，建立公私協力的治理體系，並發展可行的經濟模式，使文化資產保存成為永續的公共行動。

延續對制度面探討，芳杰老師補充其曾協助文化部規劃「文化遺產樂透」制度，借鏡英國以樂透盈餘挹注文資保存的模式。然而在台灣，因部會間的資源分配與觀念落差，即使僅提議撥用少額比例，亦遭衛福部與體育署強烈反對，反映制度僵化與文化治理優先序的問題。此外，老師強調英國遺產樂透的精神並非慈善補助，而是一種以民之所「欲」為原則的投資思維：透過資金挹注有潛力的文化項目，創造大眾認同與參與感，進而帶動樂透本身的銷售與回饋機制，形成正向循環。他指出，台灣的樂透精神是民之所「需」，使得經費使用難以靈活調度，也阻礙了創新模式的發展。

他以倫敦富蘭克林故居為例，說明即便場域本身缺乏建築特色，仍可透過劇場演出、沉浸式導覽與聲音設計，創造深度體驗。他指出，這類內容創意是台灣古蹟活化的關鍵缺口，也是未來努力方向。

最後，榮老師分享協助台南籌設文化資產營運組織的經驗，認為若能讓票房與商品盈餘回流作為專款，投入內容經營與創意轉譯，可望發展出地方自主、永續營運的文化治理模式。他強調，文化保存不應僅靠政府，更仰賴民間主動提出有影響力的提案，透過制度化的競爭機制，提升公共參與與整體管理品質，真正實踐文化公共財的價值。 

【提問01】提問者是曾於英國主修考古的朋友，他分享在Chester生活時，每日經過改造後的古城牆步道，從中深刻體會文化場域被真正「使用」所帶來的價值，並對講者提及的文化資產活化實例深感共鳴。他進一步詢問講者在英國是否曾參與都市考古專案，以及如何判斷遺址應予保留或可配合開發。董昱老師回應說明，英國有完整的考古優先區（APA）制度，針對開發案進行分級管理與前期評估，並依據遺址價值，決定後續調查、保存或開發方式。他舉倫敦米特拉神廟的發掘為例，說明考古發現如何改變開發案計畫，突顯制度彈性與對文化價值的重視。

【提問02】提問者來自公部門，關心位於非精華地段的歷史建物若無法引起開發商興趣，且所有權人亦無力維護時，英國如何因應此類挑戰。董老師指出，英國透過「受保護建築」制度，強制要求最低程度的維護，避免建物惡化。同時也有文化信託與在地組織介入，透過募資與社區營運的方式實現文化場域再利用。此制度強調文化資產的公共性與多元治理，並非全然依賴商業價值驅動。

【提問03】若屋主拒絕維護、地方政府資源有限時，英國是否會強制徵收建物以保障保存。董老師坦言，法令上確有此可能，但實務中極少執行，因程序冗長、成本高昂，且政府多數不願承擔後續維運責任。他指出，即便是文化先進的英國，對於無人問津的文化資產仍存在制度與資源落差。因此他認為台灣應逐步建立公私協力的保存機制，例如文化信託、公益團體介入，並提升整體文化治理能量，才可能有效面對此類結構性困境。